屠宰场员工、监狱心理咨询师、石油钻井工......这些不得不从事违背伦理、环保等准则的“打工人”很大程度上被视作美国民主的捍卫者与供养者。然而这些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人，也被动承受了民主社会的道德污点。

原油泄漏后，登上头条的是满身油污的鹈鹕，而非殒命的钻井员工；屠宰场安全生产丑闻曝光，食客们担心的是盘中肉，而非受虐的工人；非法抓取个人信息的程序员手握高薪，使“不作恶”成为空谈......在《脏活：必要工作的道德伤害》（Dirty Work:Essential Jobs and the Hidden Toll of Inequality in America）一书中，美国作家埃亚勒·普雷斯（Eyal Press）以非虚构笔法与社会学视角，基于数年追踪采访，用详实数据和社会理论重新阐释了不平等的当代意涵。

在他的笔下，读者可切身感受到这些人的痛苦：空袭过后，无人机操作员在画面中看到一个孩子走到尸体旁，将残肢拼成人形；在屠宰场，待宰的猪像小狗那样，用鼻子轻轻蹭着工人，但下一秒它就命丧黄泉；在关押重症精神病患的监狱，心理咨询师本应为犯人提供治疗，却被迫对日常的虐囚暴行甚至命案噤声......读后数日，这些触目惊心的场景仍深深烙印在笔者的脑海中。

但这本书不仅讲述了这些人的故事。普雷斯在书中强调，许多干脏活者都因为贫穷而成为美国社会边缘群体和隐形人。他们的机会极为有限——在快餐店打工的时薪只有9美元，屠宰场的工作可多赚2美元，这点钱对他们不可或缺。在患有精神疾病的囚犯被虐待时，监狱心理咨询师为避免被报复只能选择袖手旁观。

书中还揭露了“无人机战士”面临的歧视和困境。在军队中，与传统地面作战相比，远程遥控战斗通常被认为是不光彩的，因为无人机战士承受的风险与造成的伤害无法相提并论。但普雷斯称，一些操控无人机的士兵其实对行动任务一无所知。在逐渐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后，他们心理状态急剧恶化，陷入失望、自我厌恶、绝望，甚至有人选择自杀。

普雷斯指出，许多干脏活的人都为他们造成的伤害自责，成为“道德伤害”的受害者，因违背了自身的核心价值观而饱受折磨。书中多次描述了这种痛苦引发的躯体症状：如监狱心理咨询师哈丽特发现，自己的头发开始大把大把脱落。

在书中，作者通过多个案例，让那些“隐身”的群体被看见，还揭露了隐藏其后的权力关系和让脏活常态化的层层共谋：即脏活取决于“有权有势者”的默示授权。而之所以默示，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脏活是不光彩的，但又很有必要，采用默示手段会将责任剥离，以维持自己的“好人”形象。

可见，书中的“脏活”不同于一般语义，并不是指吃力不讨好或令人不快的任务。

这里的“脏活”（Dirty work）一词引自美国社会学家埃弗里特·休斯（Everett C.Hughes）反思纳粹暴行的论文《好人与脏活》（Good People and Dirty Work，1962）。

1948年，休斯在法兰克福任教期间，曾与所谓见多识广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往来。他问起一位建筑师，如何看待纳粹的战争罪行与犹太人大屠杀，而对方声称德国公民对此一无所知，他们被迫加入纳粹党，承受着巨大压力。这位建筑师还补充说，“当然不能用那种方法解决犹太人问题，但问题出现了，就必须以某种方式解决。”在休斯看来，这类言论揭示了不道德行为获得的“无意识授权”：社会将脏活委派给某些人，再对此矢口否认。

美国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曾言，“无权无势者，只能做些脏活；有权有势者，却可坐享其成。”普雷斯书中所指的“脏活”含义则更为广泛。

揭开遮羞布之后，作者又将贫富差异、阶层分化等经济平等以及道德不平等的社会问题放到台面上讨论：我们应该做什么改善这些问题，又可以做什么来建构更好的社会秩序。

“《脏活》没有妄下评判，而是正视了一系列深刻而棘手的道德问题。它揭示了共谋的纽带，这些故事并非属于他人，我们每个人都牵涉其中。”这是《疼痛帝国》作者帕特里克·拉登·基夫对这本书的评价。

而读者“布卤”则在豆瓣读书网页留下评论表示，“看完整本书之后，回头再来看这本书的书封，副标题‘必要工作的道德伤害’，其中‘必要’二字真是惊悚。”

（文/李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