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作用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变得愈发受到重视。对金融机构的强监管好还是不好，在近年来美国政府的政策中出现摇摆。5月2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了根据IMF协定第四条对请求使用IMF资源的国家——美国的定期调查结果。该调查报告在肯定了美国经济的韧性，尤其是有弹性的需求和强劲的劳动力市场的同时，对美联储利率与预期的匹配要更为仔细，要更多与市场进行信息沟通。除此以外，IMF着重强调了美国经济的近期风险。

美国经济的风险首先来自于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对市场利率的敏感性降低，远低于美国以前紧缩周期时的水平。也就是说，即便美联储加息，消费和投资等经济活动并不会迅速加以响应，从而削弱了美联储政策的有效性。虽然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加息并不会造成近期经济的硬着陆，但美联储为了将通胀率降至其一直宣称的2%目标，就不得不把政策利率提高到远高于历史上类似通胀率时的利率水平。这种政策带来的冲击不会因为敏感性降低而消失，而是会被延迟到未来，可能在2024年产生更为强烈的收缩效果，利率上升、美元走强和美国经济活动集聚放缓不仅导致美国的经济衰退，而且会对世界其它地区造成严重的金融溢出负面效应。

更高的利率可能会使得美国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资产负债表中的问题被更大范围、更系统地被激发。金融机构持有的长期证券类金融资产的损失增加，家庭和企业的新增融资成本难以控制。这种情况往往表现为相关市场主体未来现金流的净现值出现明显下降，甚至引发企业破产数量的增加和信贷的恶化。IMF认为，高利率持续的时间越长，包括美国国债市场在内的金融链条断链的可能性和冲击就会越大，可能在恢复上也越不容易。

在已有明显压力的情况下，美国联邦债务上限的边际政策可能会给美国和全球经济带来进一步的巨大冲击。IMF担忧美国国会就2024财年预算谈判启动太迟，把过多精力集中于是否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的争论之中。如果无法通过制度变革为债务上限问题找到更有效解决僵局反复出现的方法，债务上限将总是成为悬在美国政府头上的潜在威胁，对美国经济，不论是政府的主权信用还是市场的投资成本收益平衡，以及各政府和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的意愿都将带来严重的打击。秉承一贯的对财政政策的理念，IMF认为美国政府需要更为克制地使用财政资源，减少财政压力。但是，即便美国政府通过努力能够实现公共债务的由升转降，IMF仍然认为美国未来10年的债务仍将远远高于新冠疫情暴发之前。为了解决税源不足的问题，IMF建议美国通过基础广泛的联邦消费税、碳税、提高企业税和个人收入税，降低遗产税最低起征点等措施减少财政赤字。

IMF明确且直接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破坏开放贸易的举措表达了担忧。《降低通货膨胀法》《芯片法案》等都包括了有利于美国或北美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条款。这些举措被IMF认为是保护主义条款，会扭曲贸易和投资，可能导致全球供应链分裂，引发贸易伙伴的报复。这些“美国制造”政策将最终不利于美国经济的增长。IMF建议美国应积极与所有主要贸易伙伴合作，解决包括关税、农业和工业补贴，以及服务贸易领域全球经贸体系分裂的核心问题，将新的贸易政策作为进一步促进贸易伙伴间贸易一体化而非导致分裂的歧视性工具。

金融稳定也是美国潜在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挑战，银行倒闭，监管漏洞频现，银行系统性传染增加。金融风险并不仅是个别金融机构，而是可能在特定情况下被激发和蔓延。对此，IMF认为美国的金融监管还是不够紧，交易商在包括国债等金融市场中的作用发挥还不足。IMF对中期财政框架中的供给侧改革举措提出了建议，强调应保持债务的下降。此外，IMF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脱碳政策给予肯定，但仍需要建立必要的社会共识，对因脱碳造成的社会失业问题也值得重视并给予有效应对。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