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匈牙利名画家、作家、翻译和哲学家伽博尔从没有学过中文，在机缘巧合下接触到了《道德经》后，通过自学古汉语，从中文直译匈牙利语的《道德经》，此后又翻译了《易经》。

旅匈作家、翻译家、北二外欧洲学院特聘讲席教授余泽民日前在中新社“东西问”栏目撰文，讲述了他与伽博尔相识并成为朋友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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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亚克广场，是布达佩斯老城中心人流最大的公交枢纽，红、黄、蓝三条地铁线在此交汇，不远处就是圣伊什特万大教堂、瓦茨步行街和多瑙河畔。三条地铁中的黄地铁最令匈牙利人自豪，1896年建成，不仅是欧陆上的第一条，而且还是电气化地铁，当时让享有“光之城”美誉的巴黎也感到嫉妒。这一带喧嚣繁华，人潮匆忙，但每次我途经这里，都会忍不住停下脚，扬起头朝广场西南街角的一栋楼顶望去：屋顶有一扇半圆形的墙，墙上有一排像哥特教堂那样窄长的高窗，尤其在夜晚，远远就能看到从里面向外漫出的光。每次驻足，我都禁不住屏息，无论周遭人声多么鼎沸，我都听不到。

顶楼的那个房间是一个画室，二十多年来我去过多次。画室主人叫考拉楚恩·伽博尔，1935年出生，与我母亲同岁，而他的长子大卫，很巧又与我同岁。三十年前，我刚到匈牙利不久就结识了他，称得上是忘年交。伽博尔是匈牙利名画家，曾任画家协会主席，特别是抽象的水彩画风，谁看都觉得有东方味，不过我是从另一个侧面接近他的——他作为作家、翻译和哲学家。

那是1992年初夏，我到匈牙利半年后，在好友海尔奈·亚诺什先生介绍下，我在布达佩斯第一次见到考拉楚恩·伽博尔，就是在他的画室。去之前，亚诺什告诉我说，伽博尔翻译过《道德经》，现在正在翻译《易经》，并在大学讲授东方哲学。因此，我料定他中文很棒，能畅聊一番，那时我还不会匈语，英语讲得马马虎虎。

进到门厅，第一次握手。我兴奋地说：“您好，很高兴终于能见到您，亚诺什经常提起您……”等我用中文寒暄完毕，对方尴尬地笑了笑，用带口音的英语跟我说：“抱歉，我虽然翻译中文，但是不会中文。”这听起来像绕口令似的回答，把我搞了个一脸懵。

坐下之后，他开始解释，他确实从没有学过中文，就连“你好”“再见”都没有说过，我是他面对面见到的第一个中国人。他是通过自学古汉语翻译《道德经》的，老子五千言，他前后翻译了十几年。他说自己最初接触老子，纯属机缘巧合。1956年，他作为罗兰大学的学生领袖因参与相关活动被捕，获刑三年。在狱中，为了打发苦难的日子，他抓到什么书就读什么，有的是监狱图书馆的，有的是亲友送进来的。就这样，他偶然读到一本40年代出版、阿格奈尔·拉尤什翻译的《道德经》，那是最早的匈语版，不过是从德语转译的。译者曾是位中学教师，喜爱中国文化，还译过一本《中国诗歌百首》，流传甚广。

“无为而无不为”的老子哲学，对遭牢狱之灾的年轻人来说如一场拯救，他连读几遍，在思想开窍的同时，也累积了不少疑问，遇到不少含糊难解的句子，因此动了想读原文的念头。1958年11月，他提前获释，重新开始被中断的生活。但是他已不能回大学读书，只能一边干体力活，一边在剧院跑龙套，在出版社做校对，同时开始干那件在外人看来“脑洞大开”的事：从中文直译《道德经》。

伽博尔不会中文，也没有机会学中文，然而他的灵魂听到老子的呼唤，于是发明出一套别出心裁的翻译手段。他托人从中国台湾的旧书摊上买回一本线装的《道德经》，并陆续搞到《道德经》的德、英、法译本，以及英语、法语的《古汉语词典》，开始了漫长的哲学跋涉。他先从古汉语词典里查出每个中文字的所有词义和准确读音，然后对照不同译本，逐句分析译文的异同，根据自学的古汉语知识，理解并翻译成匈语；用他的话讲，“努力让我的译文尽可能接近原文的样子”。在这个过程中，他还体验到原文的诗性，于是他给自己的译文也赋予了诗的形式。

交谈中，或许他看出了我心里的半信半疑，于是找出那本纸页黄脆的明代版《道德经》递给我，叫我从书里找一个段落。我随手翻到一页，指着其中一段，重新递给他，老人随即朗读起来：“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

我惊住了！他不仅能不打磕巴地念出来，口音比他说英语还要少，而且还能说出句中每个字的意思，并还能写！当然在我看来，他与其说是写，不如说是画。要知道，那时我还没读过《道德经》全文，只知道只言片语。面前这位大眼睛、鹰钩鼻、灰发齐肩、额头系一条红布绳、颇具波西米亚艺术家气质的欧洲人，居然能将老子的话背下来，写下来，不仅翻译过来，还吃得这么透。

我们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一年后，他的《道德经》译本再版前，他请我用毛笔书写注释中需要的汉字。六年后，他译好了《易经》，又请我用小楷手书了全文，配在相应的译文旁。这项重任不仅逼着我读了好几遍《易经》，而且突击练了一阵毛笔字。他在翻译中遇到疑问，我就现学现卖地给他解释。千禧年，三卷本的《易经》出版，第一卷是原文和译文，另两卷是他撰写的研究论文，出版人正是我的好友海尔奈·亚诺什。手捧散发油墨香气的书，看到上面印着我名字的拼音，甚是喜悦。

2015年，考拉楚恩·伽博尔先生去世了。生前，他几乎收割了匈牙利所有的文学奖项；死后，他的画室变成了展示他生平的陈列室和画廊，由他的妻子希尔薇娅守护；那间屋的灯至今依旧为他亮着。

在匈牙利汉学界，大家很少提起他，由于伽博尔不会中文，所以视他为“旁门左道”。但是在我眼里，他是不折不扣的汉学家，他绝对会中文，只是会的是现在大多数学汉语的老外都不会的古汉语。伽博尔对中国古代的文化研究很深，译著流传很广，并在大学讲坛上教书育人，所以他被称做“家”，是无愧的。至少在我讲的课上，只要讲到匈牙利汉学，就不会漏掉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