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1、升级版协定则对原协定的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贸易救济、服务贸易、投资、经济合作等六个议题领域进行修改升级，同时新增了双方在电子商务、竞争政策和环境三大领域达成的共识与相关规则。

2、世界主要经济体应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策略相似，即与其经济合作伙伴通过新签或升级各种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FTA），构建一个以本国（或本地区）为中心的自贸网络。

3、以中-新自贸协定及其升级版的谈判与签署为经验基础，FTA谈判既应该是当前中国经济外交的主要方向，也可以成为中国重建全球自贸网络的有力工具。

正文

11月12日，在中国总理李克强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见证下，中国与新加坡政府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升级版议定书，标志着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深化，这既是2018年在大国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中国在自贸区建设方面取得的最重要实质性成果，它也是中国继中国-东盟FTA、中国-智利FTA之后所达成的第三个升级版的高水平双边自贸协定。

在原有的自贸协定框架下，新加坡取消了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商品的关税，而中国也分阶段取消了97.1%的新加坡货物关税；升级版协定则对原协定的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贸易救济、服务贸易、投资、经济合作等六个议题领域进行修改升级，同时新增了双方在电子商务、竞争政策和环境三大领域达成的共识与相关规则。

升级版协定生效后，预计两国在服务贸易与投资合作将取得质的突破，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贸易中转站的新加坡在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格局中的地位也将大幅提升，并在中国建设全球自由贸易网络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全球自由贸易失序，FTA成抵抗保护主义的“堡垒”

2018年以来，国际贸易体系面临重组，大国贸易摩擦与大国自贸谈判并行不悖，WTO面临瘫痪，原有的全球自由贸易秩序呈“分崩离析”之势。在此背景下，如何维续或重建更符合本国利益的自由贸易网络成为当前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重点关切。世界主要经济体应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策略相似，即与其经济合作伙伴通过新签或升级各种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FTA），构建一个以本国（或本地区）为中心的自贸网络，并使之成为抵御当前保护主义浪潮冲击的“屏障”。

事实上，引发当前国际经济秩序危机的始作俑者——特朗普政府在破坏原来贸易秩序的同时，也一直在作出重建的努力，其主要举措是重谈美国参与的双边或多边FTA。目前已取得的重要成果是，美韩自贸协定与美加墨自贸协定都成功按照特朗普的意愿进行修订，美国通过改造既有FTA重建一个“公平且对等”自由贸易秩序的目标也昭然若揭。

面对美国对全球自贸秩序的破坏，日本采取的关键应对策略是主导与力促全面且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CPTPP）的达成，以美国的退出为契机，构建一个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乃至亚太）经济格局。CPTPP将于2018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日本通过该协议巩固其在亚太自贸网络中的主导地位的目标将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

欧盟也未安于现状，在美国的压力下，其加速与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国推进自贸协定谈判进程，并取得重要进展。2018年下半年以来，欧盟委员会先后通过了欧越自贸协定、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还与新加坡政府正式签署了自贸协定。此外，欧盟与日本、加拿大等国家“抱团”推进WTO改革，并在维护争端解决机制与谈判职能等多方面达成改革共识。显然，欧盟也在充分利用各种双、多边自贸协定重拾其在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中的中心地位。

与上述国家或地区相比，在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危机中，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FTA谈判方面却似乎有些迟滞，中-新自贸升级协定的达成是扭转这种局面的最突出成果。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自贸协定，中新自贸区的升级是中国借鉴吸收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尝试，它可能构成中国对外构建高水平自贸网络的“样板”，彰显了中国积极参与新型全球化的意愿和决心。

中-新自贸协定顺利升级，地缘经济与政治是关键动力

2006年，中国与新加坡政府启动自贸协定谈判，耗时仅两年多就正式签署；而升级谈判的进程也较为顺利，自2015年11月启动以来，在此后三年间先后共经历八轮谈判，升级协定便顺利落成。此次升级，中国与新加坡在贸易开放与对外金融投资合作上分别实现了新的突破，主要包括：中国首次在自贸协定中就“建立海关单一窗口”进行约束性承诺，首次对外承诺就商品价格的估价方法及标准作出约束性预裁定决定；中国第三次获得新加坡的“特许全面银行牌照”（QFB）并成为新加坡拥有QFB最多的国家；而新加坡则在速递服务领域作出最高水平的开放承诺，即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不设任何限制等。

从结果来看，中-新自由贸易升级版协定中的共识与规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签署的双边自贸协定的最高水平。而与其它双边自贸协定相比，中国与新加坡的FTA谈判与签署过程似乎也较为顺畅与超前，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在经济上的密切关联与地缘政治环境所带来的压力。

中新经济联系密切主要表现在双边贸易与投资上。自2007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新加坡第二大货物贸易伙伴国（仅次于马来西亚）以来，双边贸易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2014年中国首次超越马来西亚成为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并一直稳居首位；2017年，中新货物贸易额高达993亿美元，约占新加坡对外贸易总额的14%。目前两国对彼此的进出口货物都以机电产品为主（占双边进口或出口额比重在40-60%之间），其次是化工产品与矿产品。而在直接投资方面，新加坡已连续五年成为中国第一大外资来源国，2017年对华投资流量为47.6亿美元，累计投资存量超过900亿美元，其中制造业、房地产业和批发零售业是新加坡对华投资的主要领域。

此外，中国与新加坡共建的跨境经济合作区也成为两国加强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1994年投建的苏州工业园，重点扶植高新技术产业和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如今已成为跨境工业园建设的典范；2007年动工的中新天津生态城与2015年启动的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等，则主要拓展中新在生态环境保护与城市规划、金融、物流、通信与航空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这些项目的启动与发展为中新扩大贸易往来与加强投资合作奠定基础，反过来也对双方扩大对彼此的经济开放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正是两国政府高效推进自贸协定与升级版谈判的主要动因之一。

另一方面，新加坡位于东南亚的“心脏”地带，扼守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交通要道，历来是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焦点之一。新加坡是中国西部省份经由中南半岛“入海”的重要出口，也是中国开展国际转口贸易的主要“中转站”之一，同新加坡维持良好的经济与政治关系是中国维持甚至扩大对外开放格局的有利前提，也是中国在其与美、日等大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中获得优势的“砝码”。

而对于新加坡来说，在经济上向中国靠拢的同时，通过参与国际制度或拉拢其它国家制衡中国，是其大国对冲与平衡外交战略的集中表现。首先，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在于对外出口，不断扩大新加坡与中国的贸易体量（尤其是出口额）是其从中国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要方式。但受中美贸易摩擦的波及，2018年上半年新加坡对华出口已略有下降，这使得新方对升级中-新自贸协定抱有更大、更迫切的期望。此外，具有国际制度性质的自贸协定可以成为新加坡约束中国经济行为的工具，达成自贸协定及其升级版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作为小国的新加坡在与大国进行交往的过程中“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简言之，基于地缘政治因素的考量，中新两国对于达成或升级双边自贸协定都存在较为迫切的需求，这也是协定得以快速达成的另一个原因。

中国打造全球自贸网络，新加坡与东盟是重要节点

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的经济外交带来不小压力，但也为中国参与甚至主导建立一个新的自由贸易网络创造动力。以中-新自贸协定及其升级版的谈判与签署为经验基础，FTA谈判既应该是当前中国经济外交的主要方向，也可以成为中国重建全球自贸网络的有力工具。在此过程中，新加坡与作为中国“战略与经济后院”的东盟可以作为一个高质量的起点与坚实的支点。

第一，中-新自贸协定及其升级版可以成为今后中国与其它国家（尤其是中小国家）开展FTA谈判的范本。中国与新加坡经济规模差异巨大，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一定的差距，且自2009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对新贸易逆差的状态。两国基于建设性态度，对彼此作出的利益让步，在自贸协定中具体表现为：作为发达国家的新加坡率先对自中国进口的所有商品实行零关税；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则为新加坡的资本输出提供便利的环境，学习与接纳新加坡的发展理念，并在贸易与投资等规则上主动向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标准靠拢与对接等。新加坡对于中国尚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事实给予理解，而中国也以经济大国的姿态作出了开放、包容与自我约束的承诺。尽管其它国家的国情与新加坡不尽相同，但互利共赢、相互妥协的基本原则是共通的，对高水平自贸协定的追求也是不变的。基于此，中国在与其它国家开展FTA谈判的过程中可以参照中-新自贸协定升级版的规则与标准，在对本国利益作出合理要求的同时，因国而异地向对方“让利”。

第二，以中-新自贸协定及其升级版为纽带，中国可以进一步强化与东盟的经济联系。此前中国已与东盟达成自贸协定及升级版，但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自贸协定有且仅有一个，即中-新自贸协定；此外，新加坡不仅是东盟的创始成员国，也是东南亚国家中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这意味着无论是在东盟内部，还是在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格局中，新加坡都有条件扮演“先驱者”甚至“领头羊”的角色。一方面，由于东盟内部关税壁垒低，中-新自贸协定使中国得以通过新加坡辐射整个东盟市场；另一方面，两国的自贸区建设及其所取得的经济效益可以在中国与东盟其它成员国之间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带动中国与这些国家尽快研究、谈判并落实双边自贸协定。而新加坡政府在充当中国与东盟的沟通桥梁方面表现积极：11月5日，在升级谈判正式结束后，新方政府同时宣布将“南向通道”改称为“陆海贸易通道”，目的在于将中国西部、西南部与东盟经济共同体串联起来——这也是中国通过新加坡与中-新自贸协定强化与东盟经济联系的有利基础。

第三，以东盟为支点与跳板，中国可以进一步提高整体贸易开放度与对外投资合作水平，并最终建成一个覆盖全球的自由贸易网络。其基本路径包括扩大对东盟的出口，同时适当鼓励中国部分制造业将生产线转移至该地区，再转销至世界各地，以规避大国贸易摩擦所造成的壁垒。东盟成员国虽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但其开放程度及与对世界经济的融入程度较高，这是中国借由东盟辐射全世界的基本前提。以FTA的签署情况为例，东盟对内对外都已形成一个覆盖面较广的FTA网络。截至2018年11月，东盟作为一个整体与其它经济体达成的自贸协定共5个，另外还有东盟-香港自贸协定正处于谈判过程中；东盟成员国中唯一的发达国家——新加坡是当前世界上签署自贸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其缔结的协定数量已多达20个，签署对象涵盖美国、中国、日本和欧盟等世界最主要的经济体；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越南也热衷于对FTA战略的运用，目前已落成的自贸协定已达12个。此外，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不断深化也成为中国加强与东盟的贸易投资合作的实践基础。2017年双方贸易额超过5000亿美元，这一体量是2003年的6.6倍，目前中国是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国，而东盟则是中国仅次于欧盟和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同年中国与东盟双向投资额累计超过2000亿美元，投资合作也卓有成效。

综而述之，在既有的全球自由贸易秩序难以为继的背景下，加强FTA谈判必须成为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方向。以中国与新加坡签署升级版自贸协定为起点与契机，中国在未来的FTA建设中，既要提高各种既有自贸协定的水平，逐步推广中-新自贸协定的高标准，使之成为新的全球自贸网络的普适性规则；又要以新加坡与东盟为支点，不断增强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融入程度，确保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中心位置。

（作者介绍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研究员；担任《中国经济外交蓝皮书》主编，《世界政治研究》副主编，《外交评论》、《国际政治科学》和《国际展望》编委，中国经济外交研究会副秘书长。

罗仪馥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外交项目组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东南亚政治与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