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闻周刊》网站10月7日刊登题为《仅靠关税无法对抗中国并重建美国工业》的文章，作者是爱尔兰宏观经济学家菲利普·皮尔金顿。文章摘编如下：

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似乎将成为近年来最重要的选举之一。双方都认为这是一场关乎美国核心的生死存亡之争。

这场斗争的一个方面是，特朗普竞选团队发出信号，表示将走向激进的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自称是“关税人”。但是，当美国努力在国内定义自己的时候，世界正在以一种自冷战结束以来、甚至可能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急剧的方式发生变化。

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开始重新考虑自柏林墙倒塌以来一直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经济实施了一系列制裁，以期保持本国的技术优势。

作为回应，中国正在加快自己的技术研发速度，其中一项最高成就是华为Mate60智能手机的发布，该智能手机搭载了中国首款完全国产的芯片麒麟9000。

这些趋势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所看到的世界秩序变化、美国转向保护主义和中美之间的贸易战，都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全球贸易管理不善的问题。

从1980年到9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的贸易失衡规模达到全球GDP的1%左右。到21世纪头十年中期，在一轮激进的全球化运动推动下，贸易失衡规模大约翻了一番，此后一直保持在高位。

这些贸易失衡问题解释了从中国迅速崛起到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等各种现象。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特朗普竞选团队强调这些问题是正确的。然而，难点在于提高关税并施行保护主义是否是应对这些失衡的最佳方式。

在这方面，特朗普的竞选纲领存在两个主要问题。

首先，它高估了保护主义能够达到的效果。线索就在保护主义这个词里——它旨在“保护”国内产业。关税很可能有助于保护国内产业，但美国政府决策圈的一些人似乎相信，征收关税也能引领那些因全球化而衰落的产业自发地重新增长。而许多这类产业都错综复杂，需要技能、专业知识、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其他方面的投入——这些投入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培育和发展。如果美国政府对关键行业征收关税，而美国企业很难找到关税目标商品的替代品，结果只会是这些商品的价格大幅上涨。

这引出了第二个问题。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已经表示希望大幅减税，尤其是所得税。这样的减税将极大提高普通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与此同时，如果政府以更高的关税限制廉价外国商品进入国内市场，那么过多资金将追逐过少的商品。这是导致通胀的要素——也许会导致很高的通胀。

不过还有另一种选择。本周，匈牙利国际事务研究院发表综合报告，主张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解决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问题。报告称，我们主张重振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提出的一种创新政策理念，而不是回到上世纪30年代收效甚微的关税政策。这个提议被称为“班克尔”计划。

“班克尔”计划建立一个国际清算系统，对世界贸易加以规范。这些规则旨在防止各国出现贸易失衡，同时避免限制自由贸易。它们将从两大方面防止失衡。首先，要对那些持续保有贸易顺差的国家的所得收取利息。这种利息被转到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以帮助它们发展基础设施和工业。其次，贸易失衡超过一定程度的国家将被迫重估本国货币，以消除贸易失衡状况。

1944年，美国拒绝了“班克尔”计划，因为它当时坐拥巨大的贸易顺差——而今天，这个计划对美国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有管控的自由贸易是该国重新平衡经济并恢复国内产业的最佳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