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科医生更难预约了，窃贼逍遥法外，河道污水横流，实际工资停滞不前，住房成本却在上涨。把这一切怪罪到某个政客身上很容易，但一位政策专家提出了独到见解。

1974年1月，英国当时最有权势的人之一——内政部负责人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被发现在唐宁街10号等候室的地板上打滚，语无伦次地嘟囔着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第二天，他把所有的常务次官锁在一个房间里，告诉他们末日大战即将到来。然后，他走进时任首相爱德华·希思的“影子顾问”维克托·罗斯柴尔德的办公室，提出了一项“红蓝军”计划，他似乎认为自己控制着这支军队。他还告诉另一位同事，他是希腊神话中盲人先知忒瑞西阿斯（Tiresias）的转世。

当时，阿姆斯特朗被视为真正的“副首相”。他一边要管理公务员队伍，一边还要充当首相的主要经济政策顾问，经常与希思一起出席新闻发布会。山姆·弗里德曼在其新书《失败的国家》中写道，造成阿姆斯特朗精神崩溃的原因，是战后英国遭遇的最严重危机之一：错误的经济政策和中东冲突导致通货膨胀急剧上升，经济出现严重衰退。矿工罢工导致英国没有足够的煤炭。希思被迫实施一项法律，禁止“非必要行业”的企业每周用电超过三天，电视台从晚上10时30分起停止播放节目，以节约能源。情况一度恶化到要向司机定量供给汽油、专栏作家撰文称可能会发生军事政变的地步。希思拒绝与矿工达成和解，被迫提前举行大选，但最终落败。

罗宾·巴特勒爵士当时是希思的私人秘书，后来也当过撒切尔夫人、梅杰、布莱尔等首相的秘书。弗里德曼曾经问他，这是否是他在政府中经历过的最严重的危机。

“不，”巴特勒说，“每一次危机都是不同形式的危机……我不认为有任何一次危机比其他危机更严重。”

“写一本关于当代政治的书，尤其是以《失败的国家》为书名，最大的风险之一就是掉入‘衰落主义陷阱’，”弗里德曼写道，“我们人类有一种天然的倾向，那就是关注当下的问题和想象过去的辉煌。当我们环顾四周，看到鲍里斯·约翰逊和利兹·特拉斯担任首相期间留下的种种烂摊子、停滞超过十五年的经济、糟糕的公共服务、创纪录的儿童贫困率、拥挤不堪的监狱、河流中的污水以及无休止的火车停运，我们很难不认为生活从未如此糟糕。相比之下，我们可以对过去的年代抱有美好的想象，认为以前的官员们都是兢兢业业的公仆，是精英中的精英，在如劳斯莱斯般优越的公务员体系下，从容应对挑战，维护公众利益。”

弗里德曼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他表示，英国近代史与其说是一个衰落的过程，不如说是一个不断重复的危机循环，这些危机最终被化解，但新的危机又不断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导致了持续的配给制，然后是苏伊士运河危机、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衰退等等。情况看起来都很糟糕，有时甚至到了绝境。“这种戏剧性的时刻大约每四十年就会发生一次，为了解决当下最大的问题，我们采取的措施往往会成为下一轮危机的的温床。”

弗里德曼曾在2010年至2013年间担任英国教育大臣的高级政策顾问。《卫报》书评认为，他清晰地阐述了国家为何会走到这一步——面对一个支离破碎的系统，政府的本能总是采取让事情雪上加霜的措施：进一步集中权力，进一步规避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政府不堪重负，于是试图夺取更多控制权，进一步减少公众的监督权，结果是情况变得更糟，政府也更加不堪重负。”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他也表示，他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并不是说英国正处于历史上最糟糕的时刻。“我们过去曾应对过更大的挑战。如今，我们正走到这个周期的尽头。当下的情况看上去惨淡无望，但我们的变革时刻已经到来。这次转变会有多痛苦，取决于我们能否正确诊断当今时代的特殊危机。”

《卫报》认为，大多数关于政治的书籍关注的是具体人物或意识形态，而不是制度。弗里德曼的书是例外。

他认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政府机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即使是能力出众、用心良苦的首相也难以胜任其工作。中央政府过于强势，又不堪重负；不正当的激励措施比比皆是；短期主义盛行；权力杠杆与国家机器之间缺乏有效的连接。

“人很重要，”弗里德曼承认，“但制度更重要，如果我们不修复现在的系统，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卫报》指出，值得称赞的是，弗里德曼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详细建议，其中值得注意的包括：给予权力下放部门适当的自主权，以及至关重要的征税权；提高专责委员会委员的地位和薪酬（他们有助于抵制行政部门的越权行为），使其与大臣们的地位和薪酬不相上下；重建国家能力，只有在私营企业真正具有竞争力且结果可衡量的情况下才将政府部门的工作外包。此外，还包括公务员制度和上议院改革。

《卫报》称，正如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他认为，除非政客们学会适当放权以保住权力，否则他们未来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