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王妃戴安娜的弟弟查尔斯·斯宾塞8岁时就被送到寄宿学校。他的回忆录以在这所学校的经历为重心，讲述了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校园虐待事件。 

1972年，在北安普敦郡的梅德威尔霍尔学校，校长杰克·波奇是“首席”施虐者，他的书房里放着两根手杖。波奇晚上会在学校宿舍巡逻，抓到有学生说话，他就把犯错的学生拉到膝盖上，用拖鞋抽打他们。接下来是莫德先生，他强迫不会游泳的男生下水，有一个孩子从池底被捞上来时，情况严重到需要人工呼吸。他还用板球靴打过查尔斯·斯宾塞，靴子上的金属钉刺破了男孩的皮肤。还有一位身材魁梧的教师，当他猛击斯宾塞的头部时，他的戒指会沾上鲜血，涓涓血流在男孩浓密红发的遮掩下慢慢干涸。 

这就是第九代斯宾塞伯爵、已故威尔士王妃戴安娜的弟弟查尔斯·斯宾塞8岁时就读的私立寄宿学校里的生活。这所学校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以至于他经过多年的心理治疗，直到现在才将伤害记录下来。 

《金融时报》称，当下不是对英国寄宿学校学生表达同情心的好时机，因为“接受过私立教育的贵族男孩常常被指责为造成国家目前混乱局面的罪魁祸首”。但查尔斯·斯宾塞提供了不同的讨论角度：他认为，许多寄宿学校的学生实际上是“虐待儿童行为的受害者”。 

斯宾塞的回忆录《一所非常私立的学校》以他8至13岁时就读的梅德威尔霍尔学校为描写重心。那是一个“不存在关怀”的地方，男孩们只要打翻几次牛奶就会遭到殴打。11岁时，斯宾塞还遭到一名助理女舍监的性侵，她会在手电筒的照射下爬进宿舍，给他糖果，引诱他下床。斯宾塞说，在那里的经历让他的情感发育迟缓，让他“对亲密关系几乎一无所知”。 

《卫报》书评指出，斯宾塞还在襁褓中时就已初尝被遗弃的滋味，母亲失踪了6个月。他2岁时，父母离了婚。他的姐姐们，包括戴安娜，都在寄宿学校。把孩子托付给不受监管的陌生人照顾，是他那个阶层的父母常做的事情（现在也经常这么做）。斯宾塞在被送去寄宿学校之前，经常做一个关于狼群的噩梦。来到学校后，他的恐惧有增无减。负责照看这个新来男孩的高年级学生对此不以为意。“你只能靠自己了。”他对斯宾塞说。 

在极少数允许家长短暂进入学校的时刻，校长波奇会摆出和蔼可亲的面孔。一旦家长们不在，他就会以虐待狂般“冷酷无情、令人生畏的目光”示人。男孩们晚上会被传唤到他的书房，进行宗教忏悔或接受“补课”，任何轻率或错误的回答都会导致他们被打屁股。波奇会用手杖殴打他们，还喜欢抚摸男孩们受伤的臀部。干涸的血迹会粘在受害者的棉质内裤上。 

教师们的暴力行为成了学生们的“榜样”。学校鼓励学生们在激烈的“自由格斗”中消耗体力。刀文化也在校园中盛行，每个男生都有自己的刀具（斯宾塞有一把7英寸长的格斗匕首）。在打架的同时，还伴随着对肥胖者的羞辱，以及对任何被认为是“傻瓜”或“笨蛋”的男孩的嘲笑。波奇每学期给这些男孩写的期末报告看上去都温情脉脉，但在学校里，他却说他们“很烦人”“很无知”。 

“我觉得自己被送出家门，是因为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斯宾塞在书中写道。他也提到了教职员工中的一些好人，一些“潜在救星”，比如瓦克雷小姐。然而，任何善意的影响在那样的大环境下都微乎其微。 

除了自身经历，斯宾塞还与许多曾就读于梅德威尔霍尔学校的人进行了交谈，这些人都因在这所“上流社会集中营”里度过的岁月而伤痕累累。《卫报》认为，这本书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仅是其情节的激烈程度，还有斯宾塞记忆中真实的细节：人们穿的衣服、他们的面部表情和手势、他们使用的语句——创伤似乎将这些都凝固在了时间里。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有上述经历，斯宾塞却并不全盘反对寄宿学校：13岁时他进入伊顿公学，那是一段更快乐的经历。他的7个孩子中有2个选择了每周回家的寄宿学校。梅德威尔霍尔学校对斯宾塞所描述的经历表示“遗憾”，声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斯宾塞对自己的父母并没有表达特别的批评。他的父亲患有抑郁症，没有注意到他的痛苦；而他的母亲总是缺席校园活动。更令他愤怒的是那一代父母自以为是的态度——他们把孩子送出去，逃避养育孩子的艰辛；他们认为严厉的制度可以阻止孩子“走错路”；他们把孩子的任何抱怨都视为“娇气”。 

《卫报》最后指出，查尔斯·斯宾塞是伊丽莎白二世的教子之一，可能会有读者认为他所描述的环境（仆人、乡间别墅、腰缠万贯）一定减轻了他的创伤。并非如此。无论在哪里，虐待都是虐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