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披头士乐队到脱欧公投，在伊丽莎白二世统治下的70年时间里，英国社会如何演变成今天的多元化国家？

“如果说莎士比亚是第一个伊丽莎白时代炙手可热的文化人物，那么披头士乐队在第二个伊丽莎白时代发挥了类似的作用。”这是安德鲁·马尔在《新伊丽莎白时代：现代英国是如何形成的》一书中诸多大胆的断言之一。

新伊丽莎白时代，自然指的是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时代。她70年的统治时间是所有英国君主中最长的，比伊丽莎白一世的在位时间长了20多年。

1952年伊丽莎白二世登基时的英国如何演变成今天的多元化国家？在本书中，安德鲁·马尔把关注重点放到了生活在新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从社会活动家到艺术家，从体育明星到创新人才，这些人推动英国前进，改变了人们的对话和饮食方式，鼓励人们唱歌、思考和抗议。一百年后，这一代人将如何被铭记？回顾英国在过去70年中最艰难的时刻时，人们对英国人和英国的价值观又会有什么了解？

马尔是英国的知名记者和主持人。《华尔街日报》书评指出，阅读此书时，读者会发现，在当今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想要以概括“维多利亚时代”的方法来概述新伊丽莎白时代的特征或民族性格是无法做到的。今天的英国人与1952年的英国人明显不同，差异程度惊人。

然而，将英国的一段历史包装成某个君主的“在位时长”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伊丽莎白二世是这个国家少有的稳定因素之一。英国一直是西方大国中的异类：它随心所欲地依附又脱离欧洲大陆，它与世界上很多地方的联系比和美国的渊源更久远。马尔写道，当代英国“对来自非欧洲地区的移民的宽松程度在整个欧洲也是不寻常的”。所有这些都使它成为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国家实验室，可以用来衡量几代人的变化。

在书中，马尔对微小的社会变化给予了更多关注，而不是“更大、更明显的变化”。相比圆顶硬礼帽的消失、教堂的空旷和清真寺的兴起，更多细微变化是人们难以察觉的。马尔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英国人似乎变得更加放肆，甚至反叛”，而且“一种对既定权威的蔑视开始悄然出现”。披头士乐队就是这种反叛精神的一部分。

这种转变，虽然乍看是年轻人的一时兴起，但后来被证明是更广泛变化的先兆。马尔告诉读者，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世代冲突”的时期，但对大多数工薪阶层的英国人来说，这也是“一个物质财富更丰富的时期”。就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还是“一个宗教主导、单一文化、等级分明、社会保守、傲慢而相对封闭的国家”，与世隔绝的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去过西班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国家的人开始有了旅行和吃到更好食物的途径。

马尔写道，当伊丽莎白二世登上王位时，英国人还是“一个嗷嗷待哺的民族”。截至1960年，只有五分之一的家庭拥有冰箱。不过，随着战后几年的财政紧缩逐渐被经济繁荣取代，英国人的口味变得更加挑剔，周末吃咖喱成为蓝领阶层的消遣方式，中产阶级开始青睐地中海美食。随之而来的，是更多元的文化品味，“文化欧洲主义”在英国生根发芽。

两件大事主导了新伊丽莎白时代早期的英国：一是建立一个福利国家（NHS是重要支柱），二是寻找在后殖民时代保持大国地位的方法。马尔认为，英国在1973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前身），又在2016年投票退出欧盟，都是争取全球身份的表现，这种全球身份符合英国人对自身价值的认知。

马尔认为，在整个新伊丽莎白时代，英国主要的社会问题可以被归类为“阶级、种族、教育、性别、两性关系和道德分歧”。每个类别都在演变，大部分是往更好的方向发展。对于一个阶级固化严重的国家来说，如今的英国人已经“不再通过英语发音来给人分三六九等”。黑人仍然很难租到房子，甚至有主流政客公开呼吁遣返移民，但内阁大臣里不乏有色面孔。

马尔对各类人物进行了恰到好处的刻画，比如一个叫贾亚本·德赛的工会会员告诉她的老板：“在这里，你经营的不是工厂，而是动物园。动物园里有许多种类的动物。有些是在你指尖上跳舞的猴子，有些则是能咬掉你脑袋的狮子。”

马尔很善于用英国人生活中的例子来阐释他的观点：军人、发明家、记者、艺术家、科学家、金融家、流行歌星，甚至是英国最后一位被绞死的女性——露丝·埃利斯，一个夜总会女老板，1955年因为“酗酒后出现幻觉”而谋杀了情夫。

《新伊丽莎白时代》里充满了马尔对英国的感情，但他并没有忽视这个国家的缺陷，其评价也透着谦逊的意味。他写道，抛开各种幻想和荒唐的野心，“我们是一个美丽、多元、法治、勤奋和创新的国家，但我们只是个普通国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伊丽莎白式的自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