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德国“明镜在线”报道了中国武汉的一场户外大型音乐节。德媒注意到，在这个最早报告新冠疫情的城市，一年多来已几乎不再有新增病例，市民已经重新获得了行动自由，上万乐迷尽情地享受欢乐时光。与此同时，德国和许多欧洲国家每天仍有数千甚至上万新增确诊病例，民众因长时间的封锁措施而普遍不满，官方则仍在为何时以及如何“解封”而争辩不休。

如何理解中国和西方抗疫的显著差别？奥地利著名学者彼得·弗莱斯纳(Peter Fleissner)在比较二十一世纪以来两场大危机后得出了结论。

作为奥地利维也纳工业大学信息学系社会控制论专业教授，奥地利转型组织(transform!at)创始人、前主席，彼得·弗莱斯纳近日撰写了题为《东西方的危机应对》的文章，以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大流行两场危机为例，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维度对中国与西方国家应对危机的理念、实践和成效进行了深入对比。他尤其赞赏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两次率先走出重大危机，且实现了数亿人脱贫的伟大成就，并分析了始于美国上届政府的“指责游戏”为何不仅会导致经济上的损失，更有引发重大冲突的风险。

彼得·弗莱斯纳近日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解析中西方在应对危机时表现迥异的成因，以及他对西方应当如何与中国和谐共处的思考。

西方媒体看待中国长期存在双重标准

新冠疫情在欧洲暴发时，彼得·弗莱斯纳身在奥地利。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资深学者，他热衷于使用普遍主义(universalist)的研究路径分析当今世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

谈及撰文对比中西方危机应对的初衷，彼得·弗莱斯纳回忆道，在奥地利暴发疫情几个月后，他明显注意到欧洲媒体在报道西方国家疫情和世界其它地区疫情时采用了不同标准。以人口仅800多万的奥地利为例，“我们本国媒体盛赞奥地利政府成功抗疫，然而奥地利确诊人数远超中国。”

彼得·弗莱斯纳指出，同样的双重标准也体现在欧洲媒体报道经济发展或技术成就时，“如果奥地利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长达到2%，媒体将欢呼政府取得了重大成就。而当中国经济年增速仅仅从10%下降1个百分点到9%时，这些媒体就纷纷开始挖苦和揶揄。”

“除非一个人已经失明，否则不可能看不到中国抗击疫情所取得的卓越成效。”令彼得·弗莱斯纳深感遗憾的是，西方媒体和政客大多对于了解中国抗疫的成功做法不感兴趣，“他们将之贬低为‘专制主义’，声称中国抗疫所采取的做法只适用于‘独裁体制’。”

“最近几个月来，在我们的媒体上对中国的无理谩骂有增无减。因此我希望就此作出回应，纠正奥地利国内的一些错误看法。”彼得·弗莱斯纳表示。

中国举国支援武汉与西方推诿责任、自私自利

彼得·弗莱斯纳指出，在中国官方决定，对1100万人口的大城市武汉实施长达76天严格封城的同时，整个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也迅速动员起来，全国1400名军医和3万名医护人员驰援，各省份亦纷纷向武汉和湖北调运防护物资。火神山这种专门收治新冠病患的医院也拔地而起。

这位奥地利学者注意到，与奥地利和欧洲很多国家围绕“要不要强制戴口罩”展开长期讨论相比，中国很快就开始佩戴口罩，许多小区也限制了人员出入，还很快推广了专门的手机应用程序用于健康监测和密接跟踪。

尽管严格封锁措施使得湖北省的经济增速在去年一季度同比下降约39%，但彼得·弗莱斯纳援引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加布里埃尔·费尔贝迈尔的话指出，“中国将疫情传播主要控制在了武汉地区范围内……与其它国家相比很好地克服了这场危机。”

而当人们把视线投向美国，看到的则是完全两样的图景。彼得·弗莱斯纳指出，上届美国总统“美国优先”的口号也被其运用到抗疫过程中。

“尽管特朗普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并声称中国向外国‘隐瞒’疫情，但世卫组织数据却表明，直到中国第一波疫情已结束时，新冠病毒才开始在美国国内传播。”回顾美国上届政府抗疫表现，彼得·弗莱斯纳指出，尽管拥有一切必要信息，美国仍从去年6月开始暴发了新一波严重疫情，并一直持续至今。

“在美国，似乎没人觉得自己应该负起遏制病毒传播的责任。截至今年2月，美国人民已经付出超过40万条生命的代价。”彼得·弗莱斯纳表示，至于新一任美国总统能否带来改观，人们也只能拭目以待。

针对西方和中国抗疫存在的根本区别，彼得·弗莱斯纳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国家的公共卫生政策关注的问题并非“应当做什么才能隔绝病毒”，而是在“采取防疫措施与放任疫情发展，究竟何者对资本的冲击更大”之间做一种“成本效益分析”。

“在我看来，西方应对疫情的难点既在于企业之间全然自私自利的竞争，但政府机构也存在同样的竞争——对西方国家而言，要想统一调门、统一行动是非常困难的。”他指出，与此同时，西方社会民间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亦正在上升。“奥地利许多人认为，政府实施‘封城’是为了加强对公众的控制。有许多人上街抗议政府的防疫措施，还有很多人始终拒绝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

走出金融危机和消除贫困的中国逻辑

针对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彼得·弗莱斯纳通过分析中国、美国、奥地利等国从2000年到2021年的实际GDP增长率等数据指出，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中国显然更好地走出了上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与之相比，将新自由主义奉为圭臬的西方国家不仅本身就是导致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策源地，而且在应对这场危机上的表现明显不如中国。

中国当年为何能够率先走出金融危机阴霾、领衔全球复苏？在彼得·弗莱斯纳看来，其首要原因是中国大型商业银行成功地经受住了冲击，同时官方开展了大规模投资，尤其是在基础设施领域。而西方出现的情形则是大批银行倒闭，私人资本亦大批破产，而政府投资规模则持续低迷——后者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所“要求”的。

彼得·弗莱斯纳尤其赞赏中国全面消除贫困这一重大成就，他援引奥地利《新闻报》一段描述指出：“1981年中国尚有9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到2019年仅剩不到1%的人口尚未脱贫。过去40年间，8.5亿中国人远离了匮乏和困厄。”

对于中西方消除贫困实践的差异，彼得·弗莱斯纳指出，尽管欧洲国家普遍建立起了社会保障体系，但仍有难以覆盖的盲点——如果一个人持续负债，或是经历离婚，那么一场事故或是疾病就可能让他无法负担房租，从而沦为无家可归者。而欧洲各经济体内部常常是“富人越来越富，穷人则恒穷”，“相对于摆脱贫困，欧洲经济体采取的政策实际上反而导致了长期贫困。相比之下，中国则成功地制定和执行了脱贫政策，让数亿人生活和工作条件得到改善”。

西方应以对话取代对抗

面对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性危机，各国本应携手合作、共克时艰，然而当前的国际舞台上却充满着冲突和对抗。彼得·弗莱斯纳表示，这应当归结于上届美国政府开创的“新风格”，即不再尊重竞争对手，对政治观点不同者采取妖魔化、强制胁迫的做法。令人遗憾的是，美国上届总统这种风格在西方世界不乏效仿者。

他坦言，这种风格让人回想起西方国家到处强占和剥削殖民地的时代，“美国优先”就是那个时代的回响。他担忧这种以无端谩骂和制裁为特征的做法，不仅无法解决矛盾，反而会激化冲突。

彼得·弗莱斯纳相信，与在军事和经济上频繁“秀肌肉”的单边主义相比，未来终究是属于多边主义的。“各国应当扩大合作、相互支持，而非总是想着给别国贴上‘坏人’‘流氓国家’这样的标签。”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国际对话。这样的对话越多，就越能为各方带来助益。”他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