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驻印度特派记者 胡博峰 环球时报记者 郝爽言 任重】编者的话： “这次房间里的坏人不是巴基斯坦……而是西方媒体。”印度“The Print”网站本月称，自第二波疫情席卷印度以来，公众对话里一直充斥着“西方媒体偏见”这几个词。一些印度学者和评论员对西方媒体铺天盖地地描写印度悲惨的场景颇为不满。让他们尤其愤怒的是，有记者扛着摄像机进入医院重症病房，还有媒体对火葬进行近距离拍摄或者航拍，而这些侵犯隐私和尊严的事情，他们在自己国家是不会做的。当然也有不同看法。一些印媒认为，此类触目惊心的场景反映了疫情的真实状况，揭示印度政府应对不力。显然，对于国际媒体的报道，印度舆论的反应是复杂的。去年第一波疫情期间，印度社会也出现了类似争论。只是，两轮疫情的特点不同，背后折射出来的现实问题发生了变化，印度舆论对国际媒体的“负面报道”态度也有了一定改变。

是直言不讳，还是具有“误导性”？

英国广播公司(BBC)以详讯见长，印度暴发第二波疫情后，它通常率先披露“围城困境”“疫苗短缺”“投机倒把”“国际援印医疗物资发放受阻”等“内幕”，可以说是走在批评莫迪政府抗疫不力、举措失当的第一线。在一些敏感问题报道上，很多印度主流媒体也是在BBC披露了一些线索后才“被动”跟进。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印度疫情报道上喜欢突出弱势群体和“小人物”。因为是电视台，CNN记者更喜欢游走于现场，通过在火葬场、恒河岸边集会的采访，配合相应的画面，令报道显得更具有“冲击力”。

其他国际主流媒体则极尽遣词造句之能事。英国《每日电讯报》描述道，“世界目睹了印度火葬场昼夜不停地燃烧、新冠肺炎患者喘息不止的可怕场景”。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阿尤布说，印度最新一轮疫情暴发以来发生的事情“前所未见”，责任在于“强人政治”。她批评“印度人民党的明星政客们在疫情期间仍然与反对派互相攻讦”，莫迪政府也似乎“将疫苗作为全球性的一项公关活动”，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加强公共卫生管理。美国《华盛顿邮报》则称，印度新一波疫情“是一场本可以避免的悲剧”。

对于国际媒体关于印度疫情的描述、批判性报道，印度社会反应不一。《印度快报》、“连线”网站等媒体以“客观”转述为主，有的甚至持认同态度。“连线”网站列举道，法国《世界报》聚焦于印度医用氧气危机；美国《纽约时报》除了在国际版每日更新印度持续升级的危机，还发表经济学家拉克西米纳拉扬关于印度疫情“已经完全失控”的观点文章。而英国《卫报》是要求印度政府为新冠危机负责任“最直言不讳”的国际媒体之一，它上月以“《卫报》看莫迪的错误：一场失控的疫情”为题发表社论(如图)，另一篇文章的标题是“系统已经崩溃，印度坠入新冠地狱”。“连线”评论认为，针对国际媒体的报道进行研究很有意义，这有助于了解印度对疫情的处理引发了怎样的反应。

当然，并非所有媒体都能对国际舆论中批评印度的声音“泰然处之”。其中，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5月8日的社论在印度引发了争议。这篇社论说，如果印度到8月1日出现如预测的100万新冠肺炎死亡病例，那么莫迪领导的政府将要为“自己造成的国家灾难”负责。

印度《第一邮报》认为，这篇具有“误导性”的社论似乎只是为了吸引关注，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诋毁印度。一些论述让人想起英国殖民时期的涉印新闻报道。为证明对印度的武力占领是正当的，西方媒体和政治领导人精心策划，试图把印度描绘成一个满是苦行僧和耍蛇人、没资格独立的国家。

印度政府对《柳叶刀》的这篇社论也非常在意。据“连线”网站报道，此文发表后，政府众多部长和印度人民党领导人开始分享由卫生部长拉杰什·布山提供的一篇博客文章链接，作者是孟买一家流行病中心的学者。布山称赞此文内容“公平”，批评《柳叶刀》的观点是“不平衡的”、有政治偏见的。

“他们报道本国悲伤场面时谨慎得多”

西方媒体对印度疫情报道在当地引发的争论，主要围绕两个词——偏见、双重标准。印度“The Print”网站近日刊文说，相关指控包括西方媒体的“东方主义”，以及他们希望看到印度失败。

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布拉马·切拉尼前段时间撰文说，在报道任何大规模悲剧时，新闻界的一项基本规则是顾及受害者和悲痛者的感受。西方媒体通常在其国内遵守这一规则，但在报道非西方社会的灾难时却不管不顾。比如，在美国和欧洲疫情最严重时，电视摄制组闯入急诊室去报道医生和护士是多么不可想象。然而，这些媒体却向世人播放了印度医院内的此种场景，毫不关心这种侵入行为会如何影响生死攸关的决定。电视记者蜂拥到失去至爱亲人的印度家庭面前，把他们的私人悲伤变成供西方人消费的公开场景。

切拉尼还对比称，西方媒体在报道本国悲伤场面时要谨慎得多。比如，在报道为埋葬纽约市疫情初期激增的新冠肺炎死者而挖掘墓地时，他们使用的是雾气弥漫、种着一排排树木的旷野这种经过净化的图片。相比之下，印度在大流行中的经历将以柴堆焚尸这种令人不安的形象为世人铭记。“诚然，西方媒体不应被视为铁板一块——事实上，是英美媒体占主导地位。”切拉尼写道，但西方媒体对其他地方悲剧的报道往往宣扬文化刻板形象并侵犯隐私和尊严。

“只有一种方式能描述外国媒体对印度疫情危机的报道——臭气熏天。”印度《每日卫报》刊文说，这些文章散发着优越感、甚至种族主义的味道，这种没有能力、也不愿意理解一种不同的文化，已经成为西方世界的标志。

也有印度媒体不认为西方媒体的报道带有“巨大偏见”。“The Quint”网站说，展现病患在医院外排长龙、火葬场柴堆燃烧场景的照片反映了印度所处的可怕状况，这些报道让人们瞥见了“地面上痛苦的真相”，全球媒体也注意到印度目前“毁灭性的公共医疗状况”。该媒体还举例道，一些西方媒体对本国的疫情报道同样“露骨”，比如BBC曾在其网站发布题为“我为还活着的人挖墓”的视频。“The Print”网站也称，《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媒体刊登的有关印度新冠疫情死亡场景的照片，印度媒体也用过类似的照片。

围绕西方媒体对印度疫情报道引发的争议，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峰26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印度文明是东方文明的一部分，也是一个独特的文明，西方主流媒体长期抱着道德优越感、以猎奇的心态在观察印度社会百相，而这在疫情期间进一步放大了。钱峰特别提到，西方媒体对印度人火化尸体报道的背后忽略了他们的一个文化习俗——亲友过世后，尽量不过夜保留尸体。

事实上去年第一波疫情时，西方媒体的“偏见性报道”就在印度引发了不满。当地媒体人卡塔纳·克里希纳总结了国际媒体对印度“全国封锁”的“双标”态度。比如《纽约时报》去年3月24日的文章要求美国政府实施封锁措施，称“最糟糕的情形还未到来，听听医学专家的建议吧”。但是6天后，该媒体针对印度的封锁说，对劳工而言，这意味着“挨饿的指令”。《华盛顿邮报》也是如此，在发表题为“先是中国，接着是意大利，美国能从严格的封锁措施中学到什么”文章后，称印度封锁导致“恐惧蔓延”，当地人担心“会先被贫穷杀死”。

去年5月，印度观察家基金会主席萨米尔·萨兰撰文，直指BBC、《大西洋月刊》《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媒体在那段时间针对印度疫情发表“偏见性”报道和评论，从“超过一半人口感染病毒”等“危言耸听”的消息，到嘲笑印度政府的治理能力，再到聚焦社会不平等现象。他写道，这些“选择性报道、装饰性抹黑”似乎将印度及其庞大的人口描绘成“异类”，尽管当时“西方文明灯塔”纽约正在被疫情“灼烧”。萨兰指责这些媒体“打着民主大旗反民主”。

争夺话语权，印度欲打造“本土BBC”

据《环球时报》驻印度记者观察，与去年第一波疫情期间相比，当地舆论在第二波疫情期间对国际媒体“负面报道”的接受度其实更高了，直接原因是印度的公共卫生短板前所未有地被暴露出来，创纪录的单日新增病例和死亡病例带来的冲击很大。所以，BBC、CNN、美联社等媒体的新闻此间经常被转载，立场偏左的新德里电视台等媒体一度也跟进这些“负面报道”。 当然也有声音认为，不能让BBC、CNN等西方媒体掌控印度新闻话语权。为此，印度国家媒体全印电视台(DD)计划开通新频道“DD国际”，寻求在重大国内、国际问题上向全球发出印度的声音。“The Print”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DD国际”的目标就是成为“BBC世界新闻频道”那样的“真正全球频道”，确保不只有印度侨民观看，而是吸引全球观众。

《环球时报》记者在印度常驻期间，经常与BBC、CNN、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媒体记者交流。由于英国与印度的历史联系，BBC是最早进入印度的国际媒体，其影响力远超其他外国驻印媒体。除了英语，BBC还使用印地语、孟加拉语、泰米尔语、古吉拉特语等多语种播发新闻，德里分社也是其最大的海外分支机构之一，当地雇员过千人。

不过，BBC在印度近百年间也多次陷入巨大争议。曾在BBC德里分社工作的法国籍记者西蒙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上世纪70年代，BBC对印度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的现场报道奠定了其涉印报道的地位，但也引发了英国印度裔群体和印度政府的反感，不止一次被印度当局驱逐出境。2008年，BBC印地语部将“孟买恐袭案”中的恐怖分子称为“枪手”，引发印度媒体激烈批评。

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际媒体报道“尺度”比本地媒体大，前者往往不必过多地考虑党派立场、社会关系、金主、受众等现实问题。而像是Zee News电视台总编辑兼首席执行官苏蒂尔·乔杜里是印度人民党前主席、现任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的密友，印度电视台的负责人拉贾特·夏尔玛是已故前财政部长阿伦·贾特利的密友，沙阿和贾特利是莫迪2014年上台时的功臣，也是后来其内阁中的关键人物，所以这两家媒体对执政党的政策褒多贬少也不难理解了。

一名印度媒体人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印度人民党以各种方式介入当地大多数主流媒体，其影响力甚至已经覆盖到在线媒体平台上的个人播主——这是“公开的秘密”。他曾披露称，印度一家电视台的实际持有人是“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的成员。该组织与印度人民党关系匪浅，莫迪曾在采访中说，他从8岁开始就参加RSS的操练，后来为该组织从事宣传方面的工作。

最近，印度政府对舆论的管控则体现在与社交平台之间持续发生矛盾。24日，印度警方突袭检查推特驻印度的两处办公场所，起因是印度人民党发言人的账号被标注为“被操纵的媒体”。上个月，印度政府要求推特和脸书删除“批评莫迪处理新冠疫情不力”的相关帖子。这一系列事情引发《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关于“印度政府专注于挽救形象，却不拯救生命”的批评。

针对印度对社交平台采取的上述行动，钱峰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这一方面反映出莫迪政府是一个较为强势、民族主义色彩较重的政府，面对批评，他们想要维护自身形象和权威。另一方面，从治理角度来说这也是无奈之举。在自媒体日益发达的时代，关于疫情的谣言满天飞确实会削弱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加重民众的恐慌，这不仅是印度政府，也是很多国家政府经历社会发生动荡、灾难时期要面临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莫迪是目前在推特上粉丝最多的国家领导人。“他可以说是推特的政治受益者，现在却需要管控该平台的言论，也是挺耐人寻味的。”钱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