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日前联合发布了《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2023）》。报告指出，德国不断根据国际格局的变化调整其外交政策在全球范围内面向的重点地区，日益将更多政治和外交资源投放至印太地区，继续维持对于非洲地区的重视，同时逐渐将视线投向以前相对忽视的南美地区。

德国在外交全局中选择重点地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考量。其一，推行多元化战略。德国立足于多极化世界格局，将降低对单个国家的过度依赖性确立为优先事项，希望采取多元化战略降低风险，不断拓展多元贸易合作伙伴关系网络。其二，提升在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中的影响力。德国高度关注中美等其他域外大国在印太、非洲、南美地区的影响力，希望增强其地缘政治博弈争夺影响力，在对重点国家的外交往来中就国际秩序、乌克兰危机等重要的国际问题拉近立场，凸显人权价值理念，以期提升话语权。其三，解决现实需求。德国日益看重这些地区对于解决德国及欧洲现实问题的重要性，例如在解决乌克兰危机带来的能源危机、降低供应链断裂风险以及解决难民问题方面的现实意义，尤其看重这些地区在矿产资源、原材料、能源以及劳动力等方面的资源，因而在与这些地区合作之时，多强调双方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气候保护等领域存在的契合点和合作潜力。

此外，报告指出，同默克尔时期相比，德国新联邦政府更加强调在中德双边经贸关系中，德国对中国过于“依赖”的风险。中国企业在某些新兴产业领域进行大力投资，具有比较优势，如太阳能光伏模组、风电机等在德国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在德国一些优势出口产业供应链上的一些环节中国供应商也占据了较重要的地位，比如电子配件、汽车芯片、一些高科技产品的原料（稀土、锂等稀有金属）；在一些重要的最终消费品领域，中国产品质量高、物美价廉，在德国市场上得到追捧，如手机、电脑、家用电器和纺织品服装。中国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正是近年来双边货物贸易稳步增长、中国连续7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原因。

尽管价值观主导的对华政策在短期内会给中德经贸关系带来一定波动，但是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德经贸关系的发展势头。原因在于：第一，从德国经济制度来看，社会市场经济原则要求政府的主要任务是设定框架条件，维持企业公平的竞争环境。虽然近年来政府更积极地参与德国社会和国民经济活动，但是政府深度干预企业决策仍会遭到企业较大的抵制。第二，从国家的经济利益考量，德国若减少经济出口导向，大幅度减少与一些经济体的经贸往来，会导致极大的社会福利损失。根据慕尼黑Ifo研究所的分析，实施“回岸外包”将导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9.68%,实施“近岸外包”将使德国GDP下降4.17%。因此，该报告认为：德国不可能只与和德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似的国家开展经济合作，毕竟在价值观接近的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冲突也不可避免，例如2022年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实施的产业补贴引发美欧之间潜在的贸易争端。德国未来对其经济模式的调整不应是减少德国经济的国际联系或者是将经济合作仅限制在西方国家，多元化战略并不应该是限制对华合作。第三，从企业角度来看，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决策的目标。中国拥有全球最具潜力的市场和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人群，以及全球最为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链，这是德国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难以拒绝的机会。2022年德国总理朔尔茨结束访华之后，德国8位知名企业家在《法兰克福汇报》联合撰文，呼吁加强与中国的对话与合作，反对离开中国市场。